李 琦:大數據視域下的應急管理思維轉變 作者:李 琦 來源:《學習與探索》 更新時間:2019-03-26

       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九大報告對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這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在安全等方面日益增長的要求的決心。當前,應急管理水平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影響深遠,應急管理的思維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應急管理工作開展的方式和效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起點上,必須以黨的十九大精神特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轉變應急管理思維方式,提升應急管理水平。本文旨在以大數據為時代背景探討關于應急管理思維方式的轉變,從而使應急管理工作更好地迎接機遇和應對挑戰。



大數據與大數據思維

      “大數據”(big data)一詞肇始于1998 年美國計算機專家John Mashey所做的名為“大數據與下一代基礎架構壓力”(Big Data and the Next Wave of Infrastress)的演講。此后,這一概念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廣泛關注。隨著大數據理論與實務的發展,當今世界已經步入了“大數據時代”。
      對于大數據的含義存在著多種解釋,從數據的形式來看,不僅包括了一般意義上的“結構化數據”,還包括“半結構化數據”和“非結構化數據”;從數據之間的關系來看,數據之間是交互關系,不同的時空狀態會產生不同的分析結果;從數據的來源來看,既包括組織自身的信息系統產生的數據,也包括來自于組織外部多元形式的數據,組織內外信息存在著一定的相關關系;從數據的數量來看,呈現幾何級數增長,并且將數據視為一種寶貴的資源。可見,大數據并非僅僅是數據規模巨大,還在于其形式多樣、來源廣泛、動態運行,其本質在于利用數據總體而非數據樣本去分析數據,這也是一種知識發現的過程。而大數據時代,則是指大數據的理念被普遍接受、大數據的技術被廣泛應用,以及大數據帶來自身價值增值的時代。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Gary King對此指出:“這是一場革命,龐大的數據資源使得各個領域開始了量化進程,無論學術界、商界還是政府,所有領域都將開始這種進程”。
      舍恩伯格在《大數據時代》一書中認為大數據時代是數據、技術和思維三國鼎立的時代。所謂大數據思維,就是從海量數據中發現問題,用全樣本的思維來思考問題,形成了模糊化、相關性和整體化的考慮方式。它是指一種意識,認為公開的數據一旦處理得當就能為千百萬熱門急需解決的問題提供答案。確切地說,大數據實則是數據基礎上的技術與思維的合體。在大數據技術與大數據思維的權衡中,毫無疑問,思維方式是前提條件,因為對于數據認識、發現和處置而言,它們是在思維方式指導下即大數據思維下進行的。因此,只有真正具備大數據思維,才能真正將大數據技術進行富有成效的應用。以往,在不具備大數據思維情況下得到的諸多數據,更多被看作是負擔、垃圾或是困擾,隨著時代的轉換、大數據的廣泛應用,思維轉變成為適應社會發展的首要問題。所謂思維方式,就是頭腦中設置的看待事物的角度、方式和方法的總程序,用以指導問題的思考與解決,與我們自身的行為方式及后果緊密相連。但是思維方式不是天然形成的,不是預設而不可改變的,其形成受一定的時代和環境影響,并隨著時代與環境的改變而改變。在大數據的信息化時代背景下,大數據給人類固有的思維模式帶來了全新的挑戰,同時也為人們提供了發現新知與重塑認知的新契機,它為社會中各個行業和領域包括應急管理領域帶來了全新的認知和方法。



傳統應急管理中的思維方式

      在大數據時代來臨之前,中國應急管理也包含著基于數據應用的應急技術與應急思維。但是此種數據、技術與思維的應用并不能與大數據時代相提并論,它只是在傳統數據收集與處理的背景下建立起來的與應急管理體制相適應的技術應用形式,尚不具備思維轉變的特征。相比較而言,傳統應急管理方式表現出以下五種思維方式。

      1.著重于“講政治”“顧大局”的政治思維
      傳統的應急管理中,政治思維方式是非常鮮明的,具有主導性地位。所謂政治思維方式就是對應急管理性質、突發公共事件的處置及應急組織架構模式從政治角度予以對待和處置。政治思維最主要的表現就是“講政治”“顧大局”。根據官方應急管理過程中的話語方式分析可以看出,所謂的政治思維就是將應急管理提升到政治的高度。首先,應急管理是政治任務,這表明應急管理具有極端重要性,必須無條件地接受和完成,對于應急管理政策不能隨意理解,對于應急管理任務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其次,應急管理是政治責任,應急管理與政治聯系在一起,就是一種政治責任,因而具有天然不可置疑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最后,應急管理是政治績效,政治績效與政治責任緊密相連,應急管理與應急管理者的政治生涯(包括組織聲譽)密切相關。在此種政治思維直接指導下的應急管理工作,實際上是在政治體系下按照近似政治動員模式開展的。應急管理行為結果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集中統一的組織、動員、指揮,尤其是在應急處置時,制度優勢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和展示。

      2.著重于規律性、窮盡式的因果思維
      傳統的應急管理中,人們往往著重于探索、界定突發公共事件生成的因果關系,并且試圖通過有限的數據剖析其內在作用機制,尋求規律性的認識:通過分析事件的現象、探尋本質原因,進而采取預防措施,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不可否認,應急管理中的因果思維方式,對于構建應急管理框架、特別是對于構建“一案三制”為基礎的應急管理體系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是,在應急管理的實踐中,此種因果思維的探尋遇到了諸多障礙。一方面,突發公共事件的發生并非全部呈現出清晰的因果關系,有些突發公共事件的發生,偶發因素起到了主導作用,有些突發公共事件的發生則是互為因果關系共同作用而成。另一方面,在有限數據基礎上產生的規律性認識也并非是反映應急管理客觀實際的真實規律,即使獲取了觸發事件的相關數據,同樣無法預測或阻止突發公共事件的發生。例如,2008 年我國21個省市出現長時間、大面積、大強度的降雪和凍雨等災害天氣,回顧整個災害過程,不難發現強降雪和凍雨等自然災害只是整個災害中的一個觸發因素,而跨地區、跨行業日益緊密的關聯關系才是導致事件出現連鎖反應并把影響擴大到全國大部分地區的主要原因。所以,當應急管理工作者在努力尋找原因的時候,突發公共事件卻已經發生了;當其將注意力集中于原理、規律探討的時候,一些突發公共事件的發生卻成了“意外”。此種意外,并非全部是不可發現和不可認知的,而是因為偏執于認為掌握的數據就代表全部數據(將樣本視作為全體)、通過數據分析就能夠發現應急管理的規律。換言之,有限的數據一方面無法探究出因果關系,另一方面又無法探究出應急管理之中事物之間普遍聯系的相關關系。當然,此種數據局限并非是數據不存在,而是受觀念意識的局限所致,也存在數據收集手段方面的欠缺。

      3.著重于強勢型、強制式的行政思維
      在傳統的應急管理中,以政府為中心來調適應急管理體系內部及其與外部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關系。由于政府具有強制力及掌控其他組織和個人不具備的資源,這種行政思維在應急管理過程中,尤其是突發公共事件發生之時,起到了迅速集中必要資源、統一指揮的重要作用。對于其帶來的優勢和效率,有學者甚至將其命名為“拳頭模式”。但是行政思維在應急管理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問題。第一,偏好于使用公安機關等強力部門(尤其是在群體性突發公共事件中)。一方面,公安機關等強力部門對于處置突發事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公安機關對相關問題并不了解(問題不屬于強力部門管轄之內),對于相關問題的現場宣傳解釋并不具有直接針對性,所以有時也會造成局勢的進一步惡化。第二,在風險隱患的排查過程中,行政的強勢思維使得社會組織及公民個人從心理上對于應急管理有所抵觸,其積極性并沒有得到充分的調動。第三,行政思維致使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無法有效參與到應急管理之中。對于應急管理中資金的募集、人員的參與、物資的分發、信息的搜集與發布加以過度干涉,使得社會組織及公民個人應急參與意識和自組織能力受到了限制。實踐證明,應急管理是一個系統的社會工程,單純依靠行政思維無法整合社會多元參與力量,而社會組織及其公眾在應急管理中的參與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公共治理合法性的重要體現。

      4.著重于“條塊”型、保密式的壟斷思維
      在傳統的應急管理中,存在著壟斷思維,此種壟斷主要體現為數據及信息的壟斷,并由此導致了兩種結果。第一,應急管理體系內部出現了“數據孤島”。中國應急管理體系是典型的應急管理行業和領域的“條”與應急管理行政區域的“塊”相結合的模式,自然也就產生了“條”和“塊”的數據與信息。各個“條”和“塊”都在竭盡所能地采集數據、占有數據和利用數據,但是“條”“塊”不能很好地整合到一起,就產生了所謂的“數據孤島”,即在應急管理體系內部,由于行政思維和部門利益保護,數據與信息以某種壟斷的形式出現,無法有效流通與整合,真正做到共享共用。第二,應急管理體系內部數據的閉鎖。應急管理中絕大多數部門的數據都未做到有效整合。應急管理中的數據與信息的閉鎖,典型表現為“拖、蓋、捂、堵”。 這種封閉造成了危機應對遲緩、謠言傳播,甚至社會恐慌。例如,2003年“非典”事件的前期處置及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前期處置如今都已成為典型的負面案例。在應急管理過程中,數據與信息的閉鎖在今天的信息化背景下已經完全行不通了,只有在真實信息開放的前提下實現與民眾的密切互動,才能使民眾對于政府的應急管理行為確立信心。當前,實施數據開放并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壟斷問題。因此,需要在破除信息壟斷的基礎上,以主流數據與信息的開放而掌控話語權,使民眾對應急管理行為給予更多的理解與支持。

      5.著重于階段性、切割式的周期思維
      1932年,Lowell Carr首次將災難的發生發展劃分為前后銜接的四個階段,此后,應急管理中一直沿用最簡單的時間序列劃分法,強調按照突發公共事件的發生、發展規律,將應急管理過程劃分為“事前、事中、事后”三個階段,或是預防、準備、響應和恢復等四個階段,這些階段形成一個前后相繼、閉合循環的過程。應急管理中的每一個階段都要做好階段內部的工作,力求采取有力的應急管理措施,盡可能地減少突發公共事件的發生,控制突發公共事件的升級和擴大。這種以時間序列生成的階段思維即為周期思維。傳統的應急管理中,周期思維簡單明了,對于突發公共事件發生、發展的理解更為容易。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此種階段劃分并非完全體現了突發公共事件的生命周期,這些階段并不一定完全是精確的時間序列。換言之,這些階段是沒有辦法準確切割的,在同一時間節點存在著不同階段相互重疊的部分,這些階段不能因為時間序列而彼此加以排斥,不同的應急組織(“條”與“塊”)基于對突發公共事件的認知不同,其劃分的階段也會不同。因此,此種類型的分類只是為了便于理解應急管理中職能與功能而進行的抽象歸類,但是在實踐中如果嚴格按照周期思維行事,就會產生偏差。例如,在響應階段,對災害損失的記錄和初步評估是“減災”的基礎性工作,而對應急資源調配與使用情況的記錄和評估也是“準備”的基礎性工作;在恢復重建階段,減災與準備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活動。因此,應將“減災”與“準備”從其生命周期的階段中獨立出來,提升為貫穿應急管理整個生命周期的兩類基礎性活動。再如,各級各類應急預案也均是按照此種思維方式進行編制的,忽略了最為重要的趨勢分析。



大數據視域下應急管理中的思維方式

      在大數據跳脫出商業范疇,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之后,也愈發引起了應急管理領域研究者和實踐者的廣泛關注,并努力對現有的應急管理加以變革,以適應大數據時代帶來的機遇與挑戰。實際上,大數據在應急管理的預測與監測環節、統計與決策環節、損失與危害測量環節、群體心理指導與干預環節等都得到了廣泛應用。然而,盡管前沿科技在我國的社會應急管理體系中已經得到了應用,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應用的廣度和深度還不夠。基于這種現狀,必須盡快將大數據的成果與應急管理工作加以有效的融合,而技術、方法的有效應用取決于思維轉變這個必要前提。因此,與大數據時代相契合的應急管理思維應向公共服務、相互關聯、公私合作、以人為本及系統工程等方面著力轉變,只有管理思維的有效轉變,才能實現大數據背景下的應急管理方式變革。

      1.轉變為自下而上、與民眾滿意相匹配的公共服務思維
      傳統應急管理中以政治思維的角度加以對待和處置,是因為應急管理存在于整個政治體系之中,其組織結構亦是行政組織結構。在大數據時代,想要去除這種政治思維是不切實際的,但是此種占據主導地位的思維須讓位于服務思維。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歷程中,社會建設應以民生為重點,社會管理應以優化服務為重點,社會治理應以發展的成果公平共享為重點,這就要求國家治理必須以提升社會服務質量、提高人民群眾滿意度為目的。應急管理作為國家治理的必要組成部分,主要通過有效應對突發情況來保障和增進社會福祉,因而也是公共服務的內容之一。應急管理作為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具有與其他組織管理職能相同的特征,只不過這種以維護公共安全為內容的公共服務獨具特色,關乎社會的穩定發展,并且以強制權力為保障。應急管理能力亦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務能力的重要表現。既然應急管理是一種公共服務,那么應急管理就要以“服務者”身份而非“恩庇者”身份提供服務,就要考慮提供優質服務的路徑與方式。換言之,任何能夠提高應急管理服務質量的理念、方式與技術都要采用,同時應急管理服務的品質則應該主要由作為“消費者”的公眾判定,而非僅僅來自于主管部門(上級)。這種由“自上而下”轉變為“自下而上”的行為導向,表明只有應急管理提供了令民眾滿意的服務才具有真正的正當性,其所進行的基于為民服務為目的的政治動員、集中統一的組織和指揮以及實施的應急體系內外多元主體的平等參與,才更加具有合法性,為此所耗費的資源與成本才更加具有合理性。

      2.轉變為線性關系、非線性關系相結合的相互關聯思維
      傳統應急管理傾向于突發公共事件、災害及災難等發生的原因與引發的后果之間的必然性分析,但結果往往發現是多種原因(或稱之為因素)相互糾纏的,因果關系不能簡單地構建或是無法達成。這也往往造成了指導應急管理實踐的困惑,即在無法準確定位原因的前提下,無法有效開展應急管理實踐工作。“在可見的事實背后,有時似乎還隱蔽著成百上千種看不見的原因,可見的社會現象可能是某種巨大的無意識機制的結果,而這一機制通常超出了我們的分析范圍”。大數據時代中的應急管理則要求從因果關系的探尋中解放,更為重視原因與結果之間的相互關聯。大數據讓人們放棄對因果關系的渴求,轉而關注相關關系,只需知道“是什么”,而不用知道“為什么”。對于應急管理各個環節、各個階段產生的數據,基于統計學的方法進行搜集與處理,即為相互關聯的思維。對于數據中抽離出的各種變量主要考察是否存在相關性,如果結果是肯定的,就將其視為應急管理的范疇,如果結果是否定的,則將其摒棄。應急管理中如果單純考慮“因”與“果”的對應關系,則存在著忽略相關因素而帶來的“掛一漏萬”的系統性風險。在大數據時代,應急管理思維應以如下方式轉變:“當觸發事件(T)同脆弱性(V)相互作用時,災難(D)即可發生,換言之,就是T+V=D”, T、V與D的關系為相關關系。只要突發公共事件和脆弱性相結合,就有可能發生災難。所以關于觸發事件和脆弱性的任何數據都要進行搜集,以增進對于相互關聯關系的判定。即既要關注應急管理中的線性相關關系,同時也要關注復雜的非線性相關關系,只有如此,才能夠獲得超越因果關系的更為全面的相關關系。應急管理中的相關關系思維只有對于固有的所謂應急管理的“規律”認識和固有的偏見予以摒棄,才能對于應急管理中的現象、本質及規律有更為全面的認識。

      3.轉變為政府、民間相合作的公私合作思維
      既然應急管理是一種公共服務,那么政府必須基于平等的身份與平等的心態利用任何有利于此項服務的資源。大數據的應用脫胎于商業領域,調研公司、咨詢公司等專業性較強的民間機構貫穿于從數據搜集到數據挖掘的整個過程,它們在大數據技術應用方面的經驗比應急管理相關部門更為豐富。政府機構對于大數據的認識和應用,還處在非常初級的階段,與商業機構相比存在著明顯的“代差”。現代公共管理的重要變革之一,就是一方面承認政府沒有充分的能力完美地治理整個社會,而民間力量的勃興可以彌補政府的短板;另一方面也承認政府與民間力量可以進行有效合作,以彌補政府的不足之處。在應急管理過程中,政府既需要搜集來自應急管理體系之內(“條”與“塊”)的各種數據,同時也要搜集來自互聯網、物聯網及各種終端的數據與信息;既要搜集帶有明確時空標志的、未帶有坐標系的數據與信息,同時也要整理充分的、殘缺的大數據與微數據,去偽存真、交叉檢驗數據的準確性和可信性,分析多源流的、多時空的、同構的與異構的數據與信息,這些看似是政府無力可及的任務。在大數據時代,“關門”應急已然不符合時代的發展,因為應急管理之下的大數據的獲取與利用,需要詢喚政府之外的專業力量的積極參與,需要通過諸如招標、合同等方式與社會組織合作,積極利用社會資本進行應急管理大數據的獲取、分析與分享等工作。這種合作將被納入開放的應急管理體系之中,成為其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思維的轉換能夠更好地詮釋應急管理的公共性與合法性,這也是放棄政府全能型應急管理的必由之路。

      4.轉變為公平開放、共同分享相依托的以人為本思維
      傳統應急管理中將人民的生命安危始終放在第一位,將其稱之為“以人為本”,而對于諸如財產、實物等其他物質方面的訴求都是轉而求其次的,即為“生命至上”的觀點。而大數據時代中“以人為本”的思維方式,則不僅僅包含“生命至上”的視點,還強調要在公平性和開放性的基礎上與大數據時代所帶來的應急管理體系內部與外部互動關系上的變化相適應。一方面,它是針對應急管理體系內部組成人員的“以人為本”。在應急管理體系中無論是來自“條”還是來自“塊”的各種數據與信息都很重要,這種重要性在程度上是平等的,這就決定了提供數據的主體(組織及其工作人員)也是平等的。數據上的平等使得應急管理金字塔式結構的“條”“塊”變成更加平等的扁平式結構,在整個應急管理體系內部的各個結構及其要素均強調平等,不會特別強調某些數據及其提供主體的支配性作用。基于數據的平等性,以及獲得數據的方式、加工的能力、匯集的渠道,大數據視域下的應急管理會重新確立運作模式,從而形成新的應急管理工作方式:應急預測由分散式數據共享轉變為整合式數據分析,工作行為由各自為政轉變為協同聯動,由隨意性轉變為規范性與法制性,并因此形成新的常態化。另一方面,它是針對應急管理體系外部人員的“以人為本”。在應急管理中沒有數據特權,應急體系內部基于自我利益而將數據封閉壟斷的行為轉變為向公眾開放。因為越是將數據壟斷,就越容易形成部門利益,部門就越容易進一步分割為多個部門,也就越容易形成進一步的數據壟斷和“數據孤島”的惡性循環,從而妨礙應急管理達成協同與合作。在大數據時代,公眾已經具備了數據分享、公開的意愿,數據分享已經成為大勢所趨,同時也具備了數據公開、分享的技術手段,如云技術、互聯網等遍及公共空間。在大數據時代的應急管理中,人人都是數據終端,數據和信息可以直接傳遞到個體,人人都是傳授器;人的行為也可以實現數據化,通過大數據技術分析危機中的個體行為模式,可以構筑應急管理領域中的政策基礎,大數據技術通過分析大量個體的言論和行為來預測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可能性。例如,谷歌公司利用大數據技術對網民的檢索詞條進行分析,在甲型 H1N1 流感爆發幾周前就準確預測了冬季流感的爆發。民眾已經成為大數據視域下應急管理所依托的重要主體之一。

      5.轉變為信息主導、項目設計相鏈接的系統工程思維
      傳統應急管理中,周期思維指導下的應急管理階段的劃分更符合應急管理體制中指揮權力鏈條的設計,更加突出“權力”流向而非“信息”流向,不同的專業部門由于各自具備獨立的信息系統,使其在處置突發公共事件中缺乏橫向的聯系,從而導致在這些系統之間形成技術鴻溝與時空規律性認識的失真。在大數據時代,以數據信息鏈為主線,尊重數據的主體作用,應急管理中各個部分的參與與配合主要基于信息和數據流,填補了由于傳統“權力流”帶來的分工鴻溝。只有在應急數據互聯互享的基礎上才能有效地完善相關部門的聯動機制,發現符合應急管理的規律。當然,這需要通過系統工程思維的轉換才能達成。系統工程思維就是在工程的設計和研究中為滿足社會生產生活需要、創造更大的價值而通過實踐探索形成的切實可行的籌劃性思維,實際亦是一個問題求解的過程。它要求技術要素和非技術要素的系統“集成”具備整體性特征,從而能夠通過數據挖掘等技術的應用,將應急管理的常識性知識、經驗性知識拓展到原理知識、元知識等多層次的知識。在這一過程中,需要考慮應急管理中的全部要素和路徑,技術要素中包含多種技術路線,非技術要素也隨著時空物理變換而改變,應急管理問題的求解亦是多種路線的。為了提高應急管理活動的可靠性,應急管理工程中必須包含“容錯性”的設置,即使局部出現錯誤,亦能使系統正常運作,并進行自我糾偏,而不至于出現系統整體的癱瘓,即具有更加穩定的可靠性。應急管理之所以不被視為科學,主要是因為在應急管理過程中,每一突發公共事件的發生都具備獨有的特征,其中各要素無法精確量化,并且為了便于研究而將其劃分為四大階段,致使應急管理陷入了用寬泛而非具體的原則去指導動態、彈性的實踐的困境。在系統工程思維下,通過應急管理大數據,用數據輔證確定性和補證諸多不確定性,將應急管理全過程數字化,再以工程學的視角(目標、時間、關鍵路徑)建設應急管理系統,就會使得應急管理系統變得更加可測量、可視化以及易于評估與修正。



應急管理思維方式轉變的實踐意義

      大數據已然深刻影響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順應大數據時代的發展已經成為各國的共識。大數據時代中,應急管理思維方式的轉變將對應急管理工作的開展及應急管理體系的構建產生積極的意義。
      以公共服務思維指導應急管理,能夠更好地滿足民眾在安全等方面日益增長的要求,提升人民群眾的安全感與幸福感。公共服務思維方式下的應急管理,以提供公共服務為導向,將被動、僵化的應急管理轉變為問民所需、彈性有機的應急管理,從而有效地改變以往應急管理依托于行政層級、以被動響應為特點、以強制權威為后盾的管理方式,在一些突發公共事件的響應中造成行動的遲緩,以及一定程度的民眾焦慮與社會恐慌的問題。
      以相互關聯思維指導應急管理,能夠更準確地在復雜的風險因素構成的社會環境中辨識風險,規避傳統應急管理中風險識別的盲區。相互關聯思維方式下的應急管理能夠以擺脫多種風險因素相互糾纏為導向,將偏狹的、困陷于因果關系的應急管理轉變為較為全面的判斷、相互關聯的應急管理,從而有效地解決以往應急管理中遵循“有因必有果”、苛求詢證式的求解原則,在未明晰觸發機制的情況下造成被動回應的問題。
      以公私合作思維指導應急管理,能夠更有效地滿足在資源稀缺及配置不合理的應急管理體系中形成多元治理,更好地完善應急管理的物質與智力基礎。公私合作思維方式下的應急管理,以擺脫政府獨尊、政府獨大為導向,將數據“孤島”、數據處理薄弱的應急管理轉變為從搜集到處理的整個過程數據能力整體躍升的應急管理,從而有效地解決以往應急管理中由于政府與民間力量分離而導致的在工具、技術缺失情形下“數據寶藏”閑置浪費的問題。
      以以人為本思維指導應急管理,能夠在復雜的應急管理體系內部、外部及社會環境中,更好地調動相關主體與部門的積極性、主動性。以人為本思維方式下的應急管理,以矯正提供數據、處理數據主體的不平等為導向,將金字塔級組織結構的應急管理轉變為扁平式內部組織結構,并將信息終端延伸至社會公民的應急管理,從而有效地解決以往應急管理“條”“塊”組織分割、忽視個體行為數據、信息傳感末端截止于體制內的數據“特權”問題。
      以系統工程思維指導應急管理,能夠在縱向行政部門體系與橫向業務部門較為分立的應急管理體系中,更好地形成以技術和信息為核心要素的協同與聯動。系統工程思維方式下的應急管理,以突出信息流向、系統集成為導向,將命令式、動員式的被動升級的應急管理轉變為依托技術、集容錯與自行糾偏于一體的應急管理,從而有效地解決以往應急管理體系的封閉與保守、缺乏量化支撐、可視化程度模糊等問題。
      總之,在今天這個數據本質的時代,政府應急管理必然順應時代潮流加以改變,尤其是在應急管理思維上要首先加以改變。只有端正大數據的價值認知,提升應急管理責任與權力的匹配程度,重塑應急管理系統與流程,才能將大數據時代帶來的挑戰轉變為提升應急管理水平的新機遇。

      本文原載于《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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